另一方面，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之后，之前集体开发的土地存在着权利不清和法律地位不明的问题，即早期开发的集体建设用地面临着入法问题。
从事物的性质上说，这种缺陷会随着宪法修正案数量的增加而逐渐突出。[27] 2004年宪法修改时，全国人大对常委会提出的修正案草案在审议过程中进行了修改：一是将草案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的建设有三字删除。
[6]修正案方式维护了宪法原文的不动，但它的确令对宪法含义的确定复杂化了。[19]实际上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1978年宪法第二章第三节的标题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而1979年修正《决议》的第1条即规定：第二章第三节的标题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修正案内载明宪法文本的处理方式，则公布的宪法全文就是正式的法定文本，而不再是所谓的工作文本了。有必要制定《宪法修改程序法》，具体规定宪法修改的审议和表决通过程序以及宪法文本的公布程序等事项。
对修正案方式所固有的不易确定宪法含义的缺陷，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机关的建议的说明》提出，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23]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特刊，第74页。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自由资本主义也向福利国家时代转型。
以美国宪政为例，从早期到重建时代以来，美国形成了国会主导格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全球化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呈现出历史终结的扩张态势，以至于在中国法治发展在话语表达层面上，旧法治始终占据上风并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但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和中国崛起推动法律革命精神相匹配。其中既有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也有党的领导组织体制。
3.政党法治国：一种混合的法治模式？中国的党国体制源于苏联，但又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即在多党合作基础上，通过法治来调节党和国家的关系，从而形成分离又整合的党国互动体制。既有类似于今天宪法功能的法则，也有处理对外关系类似于今天国际法的准则。
礼既强调礼乐教化的意义，也重视刑赏征伐的功能。任意性、不稳定性和缺乏稳定预期恰恰是人治而非法治的特征。这套庞大复杂的规则体系完全可以看作是现代的礼制。由此执政党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公共政策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方式展现出来。
既有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也有党员日常活动的纪律。在古典法治秩序中，神圣法之所以能够超越于其他多元法律之上，就在于神圣法的超验性。2.政党法治国中的党法与国法：新礼法传统的建构？在西方党国分离体制中，执政党作为某个党派无法代表全民人民整体利益和最高价值，这些最高价值凝聚于宗教信仰或宪法之中。党规和国法的关系类似于古代礼和法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然而，在多元法治秩序中，要真正理解党法和国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在人类法治发展的脉络中加以把握。这很大程度是由于政党驾驭着国家机器。
然而到了罗斯福新政时代开始慢慢趋向于总统主导格局。那么，这种法治发展虽然具有行政法治国的特征，但可不可以称之为政党法治国呢？因为在法治秩序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政党所驾驭的行政机关，而是政党本身。
这段话虽然说的是思想文化，但也完全适用于理解中国法治。就像山寨产品中包含的创新冲动逐渐演变成发展为新的技术和品牌，今天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也似乎具有类似的冲动，即全面吸收西方不同法治模式中的理念、制度和要素，把不同的模式混合在一起，从而在政党法治国的有机体中慢慢成长为一种混合类型的新型法治模式。国法是对普通老百姓的底线要求，而党规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政治和道德要求。时至今日，中国法治秩序中最重要的依然是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和历届中央全会所形成的报告和决议。由此，中国法治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西方不同法治传统的动力，以至于中国法治建设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一个规模庞大的山寨工厂，各种不同型号的零件拼凑组装在一起。而普通法法系国家主要依赖法院的司法判决，从而形成司法法治国模式。
法律要服务于公共福利，法律要在不同的利益之间进行均衡和选择，这些实质性的利益标准成为法律必须服务的准则。可见，从严治党的重心不在于从严，而在于如何治党，如何治理党员的灵魂腐败不能满足于通过严刑峻法不敢腐。
这种趋势迫使我们认真思考政治价值、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问题。所不同的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通过多党竞争形成了党国相对分离的党国分离体制。
当代政党法治国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上礼法传统的传承和升华。在这个时代，经典的三权分立理论在现实中就遇到来自现代政治科学的挑战。
而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现代法治理念也走下启蒙时代形而上学的价值神坛，正在变成一种社会治理的工具。第三种就是公共政策之治的后现代实质法治。如果从西方法律传统的角度看， 党法与国法的关系就类似于高级法与国家法的关系或者自然法与实定法的关系。而在大众民主时代，现代政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众民主和现代政党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如果说西方党国分离体制中，政党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选举机器，而自身不具有组织和治理职能，只能通过执政之后依赖行政机关来推行公共治理和公共政策，从而形成行政法治国模式。中国古典法治秩序的特征在于礼法互补。
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国法治发生了飞跃性的发展。在政党法治国之中，政党秉持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就构成法治秩序的价值。
由此，在政治科学中，传统分权学说和政体理论就丧失了原来的支配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现代政党理论和公共行政理论。有共和党大脑 之称的卡尔·洛夫（Karl Rove) —度构思过将美国变成一党长期执政的宪政体制。
1.旧法治与新法治：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钟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的社会分化、战争和理性化，都在推动现代主权国家的兴起。在十八届四种全会的决议中，我们恰恰可以看到将古典法治传统、 现代形式法治传统和后现代实质法治传统融为一体的努力。在这方面，中国无疑是后发达国家成功发展的典型。
中国法治在新旧法治之间的钟摆也变成了老路和邪路之间的钟摆。那么对于后发达国家而言，在从古典法治秩序向现代法治转型的过程中，却要始终面临在英美与欧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形式法治与后现代实质法治、立法法治国、司法法治国与行政法治国之间的选择。
由于中国处于后发达国家的历史处境，要赶超西方必须采取跨越式发展道路来推进现代化。因此，古典法治的核心含义乃是神圣法之治（the rule of sacred law)。
党法与国法：礼法传统的复兴与重构？ 无论是行政法治国还是政党法治国，都是在大众民主时代政党政治将国家法律机器看作是回应大众需要的工具。无论是党国互动体制，还是政党法治国的建构，核心就在于执政党能否成为凝聚全体人民的价值认同和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诉求的先锋队政党。
